从端平二年（1235）算起，到现在的德佑元年（1275），蒙古人攻打我大宋整整四十周年了。
四十年，对于此时的人们，差不多是足足两代人的时间。大宋已经换了三代皇帝，蒙元也已经变更四任大汗，甚至其中一任大汗还因攻宋而死（蒙哥汗，攻合州钓鱼城时受伤致死）。
如果将国家比喻作人，则我大宋恰似一个又伤又疲的病人，在抗争了四十多年后终于要力尽不支了。
二十年前，蒙古灭大理、屠川西，大宋侧后尽失，如折一股。
七年前，蒙古破襄樊，沿江东下，上游防线不为我有，大宋再断一臂。
近年来，鄂州、丁家洲、焦山连败，恰如半身残废之人又被连连击中腹心，毫无招架之力。
剩下的只有两淮、两浙、湘、赣、闽、粤之地。
两浙中枢所在，是为大宋之头。
两淮是临安现存唯一屏障，正是大宋之左臂。
闽、粤是暂时平稳的后方，算作大宋左股。
湘、赣随时受上游元军威胁，正是空门尽『露』的胸腹之处。
另外，川东、荆湖部分地区虽仍忠于宋庭，但几乎隔绝往来，成为飞地，类似右半身残存的一段肢节。
如今，大宋失一臂、折一股，只有半边残躯勉力支撑。而对手蒙元却在吞噬了他的血肉后越来越强，双方的力量对比已呈现一边倒的态势。
试想一个人被断了一手一脚，身体多处重伤，连站都站不稳的情况下，还能指望他打败敌人起死回生吗？
恐怕很多人的回答都会是否定的，但总有那么一批“不识时务”的“痴人”，坚信这个国家可以绝处逢生，坚信还有机会以弱胜强。
张镝就是其中之一，袁镛也坚定不疑，胡隶也算上一个。
至于赵孟传，不知道算不算信念坚定的那批人，他的勤王意图，旁人不得而知，到底是作为宗室贵戚的使命感，还是忠君报国的责任心，又或者只是为了博的更多政治资本、图名求利？
而那都监赵进，更不用说，只是个随波逐流之辈而已。
八千义军的领导者们，怀着各样心思来到临安勤王。而在他们到来之前的数月里，监国太皇太后谢道清已多次下哀痛诏，要各地宋军带兵入卫临安。但由于元军控扼长江防线，又驻兵瓜洲、和州，使得两淮宋军交通堵塞难以渡江。四川、荆湖等地宋军也受元军牵制、自顾不暇，无力脱身。故而受召勤王的部队寥寥无几，不过勤王者虽少，也并不是没有。此前已有郢州守将张世杰、江西安抚副使文天祥、湖南提刑李芾、知淮安州兼京东招抚使夏贵、都统制刘师勇等人先后派兵入卫。
这些难能可贵的忠臣义士，朝廷大事封官加赏，如张世杰很快被提拔为保康军承宣使，即便焦山大败后还加封为神龙卫四厢都指挥使，总都督府兵；加文天祥为浙西、江东制置大使兼知平江府；升李芾为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升夏贵为枢密副使、两浙宣抚大使；加刘师勇为和州防御使。
但对于苟延残喘、败绩连连的大宋朝廷而言，这一点勤王力量不过杯水车薪，临安及周边情势仍在不断恶化，兵力越来越捉襟见肘。陈宜中没办法，下令将临安城内十五岁以上男子全部籍以为兵，号称武定军。但这些新募士兵老的老，少的少，甚至有不少还是不满四尺的孩子，让观者寒心。
所谓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庆元义兵八千之众，于最危难之时逆流而上，就是雪中送炭之举。先前勤王之人都已加官进爵，后至的庆元义军自然也不会例外。也就是说，赵、周、袁、胡、张等领兵者铁定是要升官了。
大宋朝廷已经穷途末路，所能拿得出手的也只有官爵赏赐了。
大军才到，驻兵城外，太皇太后就亲自召见赵孟传为首的几名领兵官，嘉奖慰劳。
廷对之时，赵孟传痛哭失声，连称“护卫来迟，令太皇太后忧劳，罪该万死”之类的话，谢太后心中有感，也抹了两把眼泪，称赞赵孟传公忠体国，是宗室们的表率。周进也乘机搭上两句话，声泪俱下，大大的表了一回忠心，也被谢太后赞为“忠臣”。袁、胡、张三人则行礼如仪，中规中矩，形象庄严，但都没有在廷对上说话，其实是没机会说话，因为戏份都被赵、周两人抢去了。
太皇太后召见之后的第二日，宫中就有诏旨下达，不出意外的升了几个人的官，赵孟传为首，授华文阁直学士，擢浙东制置使，仍旧兼知庆元府，总领浙东义军。周进升浙东路副都钤辖，迁上阁门副使，任浙东义军正将。这两人都是表忠心表的好，加之原本就有官职在身，所以封赏在前。
赵孟传的几位僚佐也被举荐任官，最主要的如闲居庆元的进士谢昌元，过去他与赵孟传、袁镛一起号称“三友”。赵孟传号令起兵后，袁镛以文人身份自己领兵，专心于军务，又因与周进等人的摩擦，赵、袁二人的关系有所疏远。而谢昌元仍旧常在府衙中行走，与赵孟传、周进都还比较亲近。这回随军北上，有升官的好事，赵孟传自然也没忘了他，向朝廷做了保举，诏旨下达，他的名字在赵、周之后，列第三位，被任为将作少监。实际也不去将作监报到，而是仍在军中作为赵孟传的高级幕僚，参赞军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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