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承宗对山西的赈灾，看得很重。
因为元帅府是一个以陕西人为主的暴力集团。
这个年代，秦晋两地的关系并不融洽，相反还有不少糊涂账导致的仇恨。
先是延绥大旱，山西的地方官员为防引火烧身，下令闭粜，封锁黄河渡口，阻断山陕商路，不准晋粮入秦。
吴甡多次上奏、崇祯多次下诏，都没人听。
随后则是数次秦贼大举入晋，往往多行杀掠屠戮，以至秦人形象，在山西人脑子里也无法跟良善沾边。
刘承宗也不例外，山西了解他的人少之又少，甚至是当年他帮过的人，能在这几年祸患大乱中存活的恐怕也十不存一。
此次调秦粮入晋，于刘狮子而言，就是改善元帅府形象的方法。
当然因为是拿粮贩给吴甡，间接地进行赈灾，效果也很难立竿见影，需要潜移默化的时间。
但对他来说，不需要让人说他好，只要知道他刘承宗和元帅府，大部分都是拥有善恶观念的正常人，就已经足够了。
因此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结合各方面情况加以考虑，做出了调粮额度与价格范围的决定，让付仁喜带回去给吴甡商议，能做就做，做不了就算了。
他的考虑，是不动官粮。
如果动用官粮，那他就会是送粮，扭转形象，只为赈灾。
而且肯定不会假山西官员之手，干脆给韩城调粮，给左懋第下令让他进山西赈灾。
就算左懋第不想听他的，韩城还有积极为皇上分忧的薛国观，绝对乐于促成此事。
但元帅府在西安虽说还有粮草，但支撑这场劳师动众的战役，官粮已所剩不多。
何况，哪怕官仓仍有大量余粮，往后难免连年灾荒，刘狮子总要手里头有粮备着赈济自己。
否则对手下的秦人而言，这不是胳膊肘往外拐吗？
所以这份赈济山西的口粮，需要调动陕西民力，或者说他是盯上了西安府的民间余粮。
刘狮子的主意，是由民间商户自行采购三五万石余粮，贩往韩城，由山西采买装运，二两的定价，就是既保证让人有得赚愿意干，还要卡着不让商户赚太多。
若赚太多，巨利冲击则会让民间余粮大量流入山西，到时候事情也麻烦。
刘狮子给西安知府赵跻昌写了封信，命其招商民备粮五万石，准备贩入山西。
同时还给韩城的左懋第写信通气，将其准备贩粮赈济的事尽数告知。
当然了，他倒没有自大到认为山西巡抚吴甡一定会听他的话。
但吴甡听不听其实无所谓，大不了西安商民买粮的钱由他出，这笔粮山西官府不买，他就派张天琳找王自用引路，以军队护送粮食，进山西赈灾。
反正他想做的事，没人拦得住。
只不过他没想到，这边刚把信经土默特送回去，大军向东开拔还没两日，付仁喜就又火急火燎地追出来了。
刘狮子听了塘兵报告，说付仁喜又来了，心说吴甡够急切的。
他甚至怀疑那边的官员就在边墙内等着，交流完就又把付仁喜遣回来了。
却没想到，他猜中了开头，却没猜到中间。
大明官员确实就在边墙内等着，只不过等在边墙那边的人不是山西抚臣吴甡。
而是三镇总督梁廷栋。
付仁喜再度出边，为的也不是赈灾的事。
刘承宗立马道旁，大队仍在马蹄在草原踏出的道路上埋首向东行。
就见付仁喜风尘仆仆地自扬尘中跑出，马在后面被亲随牵着，一路跑到近前，气喘吁吁道：“大帅，别拔营，遣军入边吧！”
刘狮子脑子都没反应过来，脸上五官都快皱到一块了。
他的军队在宣府边外，山西三镇的将官都像防贼一样夜不能寐，怎么见他要拔营离开，反倒拉着拽着不让走了？
还让他入边？
刘承宗翻身下马，目光定在付仁喜的脸上，拧着眉头道：“是我听错了，还是你脑子坏了，叫住我就为听你说这傻话？”
付仁喜撑着膝盖，一站直了就道：“我上次刚出边，东虏就在延庆州打了几仗，战报上互有胜负，但有一仗其实败了。”
“是宣镇李国梁领三营兵追击东虏，被人伏击，快追到居庸关，他马兵在前步兵在后，立营未稳，就叫虏骑绕后一冲，一举将军阵冲成两截。”
“全靠家丁死战，才将之击退，战报是斩及七颗，夺马十三匹，牛骡一百三十。”
付仁喜道：“但我听说，宣府标营参将赵业耕被冲死了，还死了二百多人。”
刘承宗很难理解付仁喜的急切：“三个营的庞大军队被伏击，只死二百余人，还夺回不少牛马，即使依你听说的，打得也很好了啊，接着打，看来宣府一镇就能把阿济格的军队做掉，这跟让我入边有何关联？”
讲道理，要想伏击八九千军队，阿济格肯定是把入边所有军队都押上了。
别的不说，两三万人的巨大战场，他们遭受伏击能营阵不乱，仅以微小伤亡就稳住阵脚，还迫使敌军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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