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至诚感慨道：“‘帖学’自‘二王’到清，沿袭千年之久，实乃一枝独秀。但后人恐难以超越前人，而清末民初，书法走入碑学时代……”
杨守敬为小小的王至诚竖起大拇指，赞许道：“碑学从阮元、邓石如、包世臣、赵之谦，到清末民初的康有为，再加上现代照相制版印刷术的出现，使得大量古代碑版拓片、甲骨、钟鼎相继影印刊行，或公开展览，中国书坛进入一个柳暗花明的时代。”
王至诚说道：“杨爷爷的意思是：帖学和碑学各有长短，所以，我们既敢于突破包康崇碑贬唐的门户之见，又要善于摆脱馆阁体的藩篱。”
杨守敬继续讲述道：“我在《楷法溯源》一书中收录了法帖82本，风格各异。同时也收录了自汉至唐的646块碑刻，只有碑帖并举，才能为中国近现代书坛开启新局。”说着，杨守敬把《楷法溯源》送给了王至诚。
杨守敬见王至诚执意要走，就把他送出故宫，并帮他租了一辆马车送他去车站回山东老家。
王至诚望着车水马龙的马路，内心无比感慨。杨守敬转过身，意味深长地说：“书法如同这座紫禁城，经历再大的风雨，次日仍旧平静如常。作为书法家，只有学富，才能眼高；只有眼高，才能手高。”
“北京故宫是古人呕心沥血的成果，依靠的是人们的智慧与勤劳。”王至诚抬头望着那巍峨的建筑，心中升起一阵自豪。
此时，王至诚明白，书法不仅仅是一种技艺，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与追求。他将继续在这条探索的道路上，追寻那份心中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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