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景城拉着王至诚奔跑在雷雨之中，路边的报刊亭里那位穿着黑雨衣、举着黑雨伞的男青年频频向一辆黄包车招手，他的胸前挂着和王至诚同样的照相机。张景城像是很熟悉似的把黄包车拉过去，靠在报刊亭。惊讶地发现，这男青年的身材、身高和相貌与王至诚几乎如出一辙。
几乎同一时间，王至诚和男青年目光汇聚在一起，他不敢相信天下竟然会有一个几乎可以代替自己的人，礼貌地空出左边的座位。
男青年坐好，朝王至诚微笑了一下，擦了擦眼镜上的雨水，重新戴上。
张景城看着车上坐着的王至诚，向男青年介绍：“他是靖尧姐推荐的王至诚先生，刚刚从日本东北大学回国，第一站来到了上海。你站在雨中注意他半天了，你在找他吗？”
男青年淡淡一笑，说：“卑职袁殊，1911年3月29日生于黄冈，曾用名曾达斋，学名袁学易，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好文学、喜摄影、搞点书画。今日算是认识了。”
“这位是我要找的人？”王至诚不敢相信眼前这位年纪不过十六七的英俊小伙子会是助他一臂之力的贵人！
张景城说：“他可是我的朋友，北伐军的一位宣传委员，‘东方佐尔格’。”
袁殊出生于荆楚黄冈没落的官宦家族，父亲袁晓凤历任国民政府山东堂邑县县长、日照县长、荆楚当阳县县长，同盟会会员。为了投身于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动，几乎倾尽了所有家资，但对家庭并没有尽到责任。母亲贾氏一直靠着娘家的资助才养活了袁殊兄弟二人。
袁殊的姥爷姥姥去世后，母亲贾氏带着袁殊兄弟二人投奔了在上海供职的袁晓岚。袁殊没有想到他仰慕的父亲袁晓岚此时和一个女学生姘住在一起，而对家人的态度异常冷淡。这件事更令母亲贾氏心寒，但她并不因此沉沦，而是带着袁殊兄弟二人在浦东一带，靠教工人识字换来几个钱，也难以维持家庭生活，年少的袁殊兄弟二人经常帮人卖烧饼、油条，以此来贴补家用。
雷停雨住，马路上积满了雨水，雨水没过了张景城的膝盖。王至诚和袁殊想下车以此给张景城方便。
“你们无须下车，在车上聊天更安全一些！”张景城制止王至诚、袁殊，继续拉着黄包车淌水前进。
王至诚说：“您能成为北伐军的宣传员令人羡慕啊！”
袁殊说：“对生活不服输的精神来源于我的母亲，但文化主要受父亲的影响和帮助。虽然在经济上，父亲没有给予我一些帮助，但他还是托人把我送到上海立达学园，接受了免费的教育，父亲给我起了袁学易的名字。在‘立达’读书期间，那年十一二岁，认识了陈独秀之子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后来拜吴稚晖为书法老师，受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加入‘黑色青年’团体，主张建立一个‘无命令、无服从、无制裁的无政府状态社会’。”
王至诚听后感到惭愧地说：“我和你一般的时候，还在山东琅琊读中学，‘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而你已经参加政治活动了。”
袁殊说：“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那年我年仅14岁，再次与1924年9月回上海的陈延年重逢，陈延年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曾发动3次重大的斗争。在斗争过程中对无政府主义从怀疑到失望，当他看透吴稚晖欺世盗名的面目时，思想剧变，毅然与无政府主义者决裂，认识起了重大变化。所以，我的思想发生重大转变，奋然而起，积极参加各种罢工、罢市、罢课游行，还和舍友办了一份《窗报》，以‘袁殊’的名字主办了第一份报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评论，之后不定期地更新新闻。”
王至诚也不甘示弱，他说：“这些年我留学东北帝国大学，在上街卖字过程中，认识了无产阶级文学联盟的小林多喜二，在他的帮助下，发表一些文章和书画作品。目前，日本军国主义者，有文化侵略我中国之罪行，军事征服之野心，我不得不肄业回国，希望能在上海找一份从事与文化有关的差事。希望袁殊兄能成全。”
袁殊说：“我承蒙胡抱一先生的栽培与帮助，成为北伐军中的宣传委员。胡抱一，早年即追随孙先生，并为之护卫。曾参与反清讨袁，现在参加北伐抗战。”
王至诚说：“我在日本留学也看到过你的报纸和文章，你才华如此出众，定会得到蒋司令的器重。”
袁殊回答：“绝不可能。”
王至诚问：“为什么？”
袁殊毫不含糊地回答：“因为信仰。”
王至诚说：“据说，这次北伐，好多共字号加入了国字号。”
袁殊说：“不管是共字号，还是国字号，都是为了遵循国父孙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重大政策，帮助国字号改组国字号组织，共字号以个人身份加入国字号，实现国共合作共同北伐。”
王至诚听着，越发不明白：袁殊为什么要告诉自己这些？不违背他的组织纪律？就不怕招来杀身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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