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漏偏逢连夜雨”，我默默地对自己说：“王三炮，你得挺住。”
赵强随即喊来一个手下。
“你把这个小子带到住的地方去，明天开始干活。”
“是，强哥！”随后就带着我离开了。
这人名叫杨军，留着平头，同样是那种一看就令人胆寒的壮汉。
在这个时代，这类人物无处不在，他们就像是亡命之徒，除非你真的不要命了，否则谁也不敢招惹他们。
那时的社会治安并不好，街道上少有监控摄像头，万一出了什么意外，连个渣儿都找不到。
一边走着，杨军一边问我，“小子，你叫啥名儿？”
“我叫王三，您要是不嫌弃，就叫我小三吧。”
“哈哈哈……王三！这名字挺逗的，我喜欢。”
“多谢大哥夸奖，那我该怎么称呼您呢，大哥？”
他摆了摆手，“我叫杨军，你就叫我军哥就行。记住了，刚才那位是我的老大，以后见到他，记得叫一声强哥。”
“知道了，军哥。”
不久后，我们来到了一处略显破败的平房区，这里看起来有些凌乱，似乎专门用来安置像我这样的苦力工人。
“你就住这儿，里面还有一个空铺位。”
我顺从地点了点头，“好的，军哥。”
他转身离开，走了几步又猛地回过头来，眼中闪过一丝警告。
“别打逃跑的主意，否则后果自负，明白吗？”
“明白！明白！”
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视线之外，我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那种黑道亡命之徒的气势，确实让人感到窒息。
过了一夜，天刚蒙蒙亮，杨军便来叫醒了我们所有人。清晨的空气还夹带着些许雾气，让人感到一丝凉意。我们被要求在早上六点就必须开始工作。
由于我们的工作都在户外，一旦太阳升起，那种酷热简直难以忍受。因此，我们不得不早早起床，以期能在最热的时候之前完成大部分的工作。
杨军过来招呼我跟他一起走，我们穿过了雾雨蒙蒙的早晨，大约走了几分钟，便来到了工作地点。
他简单交代了几句，便指派了一个老员工来指导我如何开展工作，然后自己转身离开了。
杨军过来招呼我跟他一起走，我们穿过了雾雨蒙蒙的早晨，大约走了几分钟，便来到了工作地点。
这种砖窑厂的工作流程简单来说，就是先把泥土送入机器中，让机器自动压制出一块块砖胚。
接着，工人们会用小推车将这些湿漉漉的砖胚运送到特定的位置，整齐地码放起来，等待它们自然风干。
经过几天乃至一个星期的晾晒后，这些砖胚会被送往窑内进行烧制，最终变成坚硬的红砖。
而我在厂里的任务，就是负责运送这些尚未干燥的砖胚，并把它们码放好以便晾晒。
尽管这种工作已经颇为辛苦——毕竟未干的砖胚要比烧制好的红砖还要沉重许多——但它还算不上这里最艰难的任务。
真正考验人的体力极限的，是在那闷热难耐的窑洞内码砖的工作，那才称得上是苦不堪言。
砖窑厂的整个生产过程可以分为几个环节：首先是码放砖胚，其次是将砖胚送入窑内，再者是在窑洞内码放砖胚，最后则是从窑中取出已经烧制完成的红砖。
这个出窑的过程同样不易，不仅要面对滚烫的红砖，还要承受高温带来的酷热。
在这座仿佛与世隔绝的砖窑厂里，每一天都是对身体极限的挑战，没有一刻是轻松的。
每个人都累得精疲力尽，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熬过那些日子的，也许唯一支撑我的，就是那份活下去的强烈愿望。
就这样，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这份艰苦的工作，随着天气逐渐炎热起来，转眼间便到了2005年的5月。
我已经在这里度过了整整四个月的时间，每天都在烈日下劳作，皮肤被晒得黝黑如非洲人一般，
心中不禁涌起一阵阵苦涩的情绪，这无尽的苦难何时才能结束？
正当我陷入深深的绝望之际，5月5日这天，我的生活迎来了一丝转机。
赵强有个弟弟名叫赵丹，他的妻子被人拐走了，赵丹决心要找那个男人算账。那个男人是个承包土方工程的，有些社会关系。
于是，我们的工头杨军便组织了一支队伍，包括我们在内的苦工都被召集起来，准备一起去为赵丹撑腰。
当天晚上七点，我们一行人坐上了几辆卡车，总共五十多人，其中有三十多人是我们砖窑厂的工人。
我们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在夜色中向着未知的目的地进发。抵达目的地后，我们全部下了车，五十多人的队伍确实显得颇为壮观。
杨军走过来，分发了一些木棒和砍刀给我们，让我们拿着助威。
我分到了一把砍刀，这刀是他们用汽车钢板自制的，有些沉甸甸的。
不到半小时，对方也带着大约五十多人出现了，每个人手里都拿着砍刀、铁棍，甚至还有人挥舞着长长的关公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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