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然下意识地推后半步，站到林木的阴影下。
这样的场景，他在辽东曾见过的；但他从没想过，在大周的国境会出现这样的惨痛的局面。
整个大周的南部边境，面对的只有宋人，驻在此地的周军，其假想敌也只有宋军。刘然身为统军使郭仲元最主要的辅佐官，在情报上的努力也针对着宋军，比如宋国赵方所部在京湖两路的调整，全然瞒不过刘然等人。
赵方颇有诗才，每一首诗写就，刘然都会在最短时间内知道。赵方年过七十，渐渐多病，为他诊治的医生开什么药，刘然也知道。有个医生叫陈自明的，根本就是大周的内线。甚至赵方麾下兵力调动、将领陟罚臧否，也都瞒不过刘然。
倒不是说，大周对宋国的渗透单方面到这程度。两国边境上，商贾行旅往来如此频繁，本来就没什么能瞒住的。早前赵方带着几个随从优哉游哉直入开封，那就证明宋国之人同样有这本事。
大周军方极度加强对信息的掌控，其实是尹昌去职以后的事情。
尹昌是山东红袄军的有力人物，也是最早投奔郭宁，第一个被委以重任的红袄军首领。在此之前，郭宁依赖的北疆军人数量有限，譬若一人有筋骨而缺乏肌肉，是在尹昌投入定海军麾下之后，才有数以十万计的红袄军纷纷归附，填充了郭宁的军事力量。
红袄军出身的将士们私下自嘲，说造反这件事，红袄军流血流汗，而郭宁的定海军摘了桃子。某种程度上，这也不能说错。
此后郭宁由将帅而权臣，由权臣而皇帝一步步上去，红袄军旧部也水涨船高，盘根错节地占据了周军许多中层、基层的职位。尹昌身在开封，却敢于影响朝廷大政，其底气就在于此。
尹昌因此倒了霉。当时朝廷里曾有风声，说包括胥鼎在内的一批大臣都认为，尹昌犯下这样的大错，不严加处罚，就是开了一个不好的先河，以后还有臣子肆意妄为，难道都轻轻放过？
是郭宁排除了这些杂音，只罢了尹昌的官，随即又让他去了高丽国做人上人，还把亲近部下都带上。但其他的人，必然面临清洗。尤其是那些与尹昌没亲密到那份上，可红袄军旧部身份却过于明显，掩过了大周武人身份的人，压根别想逃过这场风潮。
郭宁待人并不苛刻，清洗的过程也不暴烈，但短短半年里，实实在在地有军官明升暗降，有军官被勒令退役归农，有军官携家带口被调到异地任职。还有不下四五十名将校麾下，超过两万人的军队调动，有半数去了北方，有一部分填充了李霆所部。
这些人大量离去以后的空间，则留给了各地军校毕业、有过在殿前服役经历的学生。
军校学生才是最忠诚于郭宁的一批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本只是乱世中的普通士卒，既没有家财，也没有家族牵绊，没有郭宁，就没有他们的未来。所以他们绝不会被什么集团推动着自行其是，能让他们服膺的只有郭宁。
但这些学生起点太低，声望和经验毕竟远不如红袄军旧部。所以就算被派到军队里，想要掌握实权没那么容易。他们要证明自己才干不下于乱世中崛起的红袄军宿将老卒，也需要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
与此同时，尹昌等人为筹备与宋国的战争，在南京路不少地方超量囤积的武器、物资，也在此期间陆续转移到北方，正好用来支持北疆的战事。运输的物资数量之庞大，一度导致漕河河运堵塞。
这样的操作是必须的，非如此，不足以确保军队的忠诚，但这操作也必然会影响军队的战斗力。所以李云、徐瑨等控制秘谍的人物和郭仲元这样的大帅，都格外加派了数倍的密探和情报人员，务求盯死了对面的宋军，绝不容他们乘机偷鸡摸狗。
愈了解宋国和宋军，将领们就愈是放心。宋国确有精兵猛将，但这个国家从上到下，根本就不是为战争而生的。他们的军队只能用于守御，却绝对无法组织起一场向大国的进攻；他们的士农工商各个层面也都如一团散沙，无法支撑一场战争。
所以南京路统军司的兵力和武备纵然极大削弱，也足以保障安全。几个重镇各有三五千人，各处隘口也都有百人队管束，稳定地方易如反掌。
可谁知道来了蒙古军？他们从哪里来的？他们怎么就来了？南京路统军司的耳目，为什么没有发挥半点作用？
刘然为此疑惑了一阵，切齿痛恨了一阵。随即他在漫山遍野的蒙古骑兵追逐下疯狂逃亡，再也顾不上发泄情绪了。
他只知道，蒙古军和宋军，根本不是同一个档次的对手。蒙古军的战斗力胜过宋军十倍，行军攻掠的速度胜过宋军百倍，对所到之处摧枯拉朽的破坏力超过宋军千倍！
在面对蒙古骑兵突袭的时候，南京路各地驻军忙于内部调整、缺乏战争准备的问题暴露无遗。
大周缘边各地，没有一个村庄能坚持超过半天，没有一处聚落不被立即摧毁，没有一处隘口能封锁敌骑的行动，也没有一支驻军能够与敌鏖战而不遭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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