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就算反对的人多，也不影响行使此策，最主要还是能够找到解决办法。
若是反对有道理，还能提出解决办法，自然就是可行的，吾也会放弃此策，改为支持。”
张居正话说的很好，提出反对清丈田亩的理由，还得找到帮朝廷增收的法子，在这个年代，在已经画好的圈子里，是绝对找不到办法的。
除非敢于打破朱元璋定下来的规矩，也就是所谓祖制。
不过，真要如此容易，魏广德也早就提出加征商税的法子了。
实际上，魏广德一直考虑的增加牙税，通过牙行在商品流通过程中收税的想法，到现在魏广德还没打算说出来。
无他，一旦说出来，万一被张居正看中，说不得历史就变了。
张居正改革的重点其实就是考成法和清丈田地，并以此成果推行了一条鞭法，这就是张居正改革的重点。
这些政策的推出，最显着的就是改善了明廷的财政收入状况。
每年的赋税能按时完成并上交，又清理了以前的积欠。
特别是考成法的推出，直接让过去地方上各种理由拖欠赋税的陋习一扫而空。
没办法，完成赋税才能保住官帽子。
地方上的官员当然明白钱重要还是官帽子重要的，所以以前和士绅大户联手私分赋税的情况，几乎已经在地方上杜绝。
也就是大明卫所制下面的军屯制荒废，否则大明财政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应该有根本性改善才是。
因为军屯荒废，为了养天下百万大军，朝廷只能拨银子补贴军费，再有其他方面的耗费，所以财政才依旧艰难。
“洪武二十六年，全国有田亩849万顷，到弘治年间就仅剩422.81万顷。
天下额田已减强半，而湖广、河南、广东失额尤多，非拨给於王府，则欺隐於猾民，广东无籓府，非欺隐即委弃於寇贼矣。
虽洪武朝八百万顷数字争议颇大，言称湖广地区的地方官把许多湖田、退滩地、荒芜以及不能种植谷物的山地都统计在田土数字之中，这才导致洪武年间湖广田地数据的大大膨胀。
但之后田亩之数不断减少，就太奇怪了，这么多年，按说各地开垦荒地，就算达不到八百万顷之数，也不该只剩下三百多万顷才对，只能说田亩之数早已失真。
若是再不清丈田地，怕是下面那些人胆大包天，我堂堂大明或是连三百万顷地都没有了。”
张居正正色开口说道。
魏广德当然知道其中差距的原由，和后世人想的不同，毕竟田地不可能凭空消失，怎么会明初还有八百万顷田亩，怎么到弘治、嘉靖朝就只剩下四百万的数字。
其实，这个倒不是地方官府直接把数字减下去了，而是按照明朝的制度，进行了折田。
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大明把天下田地分成三六九等，本意是为了均平地产。
毕竟，田亩有丰贫之分，总不能指望让下等田地和上等田地一样的产出。
若是均按亩征税，那下等田地一年的产出怕是连赋税都交不够。
于是明朝就规定，根据田地的等级按照不同面积计算。
比如地，一般是分为四级，每亩征税2升，那一等正地的面积就是三十步为一亩，二等正地则是四十步，三等正地五十步，最下等正地六十步一亩。
也就是说，四等地的面积实际上是一等地面积的一倍。
而田也是如此，上田190步，下下田则是300步，每年缴谷米5升。
所以，明朝地方官员把上等田地改变为下等田地，直接就会让地方上登记的田地数量大减。
经历几朝下来，田地还是那么多，但是朝廷登记造册的田亩反而大减，甚至不到最初的一半面积。
地依旧是那块地，可田地等级不同，所以登记的田亩数量却在变化。
说白了，朱元璋制定的政策很好，但是有些条款过于模棱两可，或者执行人的变化，导致很多政策走样变形，反而成了一些不法之人牟利的手段。
改动田地等级，不止是地方上的胥吏在操作，更是地方官员玩忽职守造成的。
张居正的清丈田亩，除了发现隐田，最主要的其实就是重新划分田地等级，恢复朝廷田亩数量。
据说经过张居正清丈田地后，大明的在册田亩暴增到一千一百多万顷，其中除原本明初时期的八百万顷外，新增三百万顷当是这百余年来新开垦出来的田地。
“首辅大人所言甚是，善贷也认可，不过此事事关重大，若是不在朝堂上商议，后果疏为难料。”
魏广德依旧坚持道。
“魏大人，魏阁老，张首辅乃是老臣谋国之言，你何故推三阻四。”
王国光这时候插话道，“如今朝廷每年仅靠这三百万顷供养，早已入不敷出。
我看清丈田地也好，查查我大明的家底儿，到底每年该有多少税粮。
八百万顷和三百万顷，这可不是小数字，多少平民因此承担额外赋税导致他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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