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康一开始觉得，这种想法有些太夸张了。但观察的多了，他才发现，很多人是真的这么想。
紫帐汗国能够重建秩序，本来就是非常意外的情况了。很多希腊人认为，这些外族人像十字军一样毁灭罗马，才是正常的情况。如今的表现，只能说是天父赐予的奇迹。既然如此，就更要好好把握。
像帕特里克修士这样的人，反而是最关心罗马、出谋划策最积极的人。
紫帐汗国不可能去禁止他们的研究。因为希腊文化也是罗马的重要部分，而紫帐汗国是不可能打击和消灭这种文化的——别的不说，你打击之后用什么补充？
建设比破坏要难多了。正如发起战争之前，就应该想好如何结束战争一样，在试图破坏一个文化之前，最好也想想怎么建立新的文化。塞里斯历史上，并不缺少这样的反面例子。和新教化导致的破坏一样，很容易导致秩序崩坏。
在简单化的思维中，思想文化方面，也只有“治——乱”两极，好像只要有统一的思想意识，就会走向僵化；必须四分五裂，才能百家争鸣。然而，春秋战国时，反而是思想上的共同意识强化的时候。
“礼崩乐坏”导致原本的封建秩序开始失控，但各个诸侯国里，对于诸夏文化的认同却一直都在。
百家用的都是同一套教材，学习的都是来源于周朝太史的学说，连基本的尧舜圣王观点都是差不多的。早在春秋时，管子和孔子就都在论述，应该“车同轨、书同文”。对于这些关键的共同意识，他们是十分清楚的。
而在统一之后，思想领域的争论也没有消失。汉武帝那个“独尊儒术”根本就不是政策，只是董仲舒在元光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34年提出的建议而已。
为什么强调这一年呢？因为前一年，窦太后才去世。窦太后还活着的时候，儒家已经试过一次了，结果支持儒家的三公被窦太后干掉了两个。大家实在没办法，只能等到老太太去世之后再说……
而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当年，董仲舒就被汉武帝踢出长安，去给以粗暴蛮勇着称的哥哥江都王刘非当国相了。好在董仲舒名声比较好，刘非没有为难他，才在这个高危岗位上活了下来。
一直到东汉末年，朝野流行的各种家学之中，可以归入儒家的都没有过半。比如诸葛亮，虽然后来被人们称为儒将，但他的家学是申韩之学。所以，诸葛亮很长时间只入武庙，而稍晚的杜预，则文武两庙都入了。因为诸葛亮确实没有多少儒家经学上的贡献——他就不是学这个的……
身处竹简时代，还沿袭着战**事遗风的汉朝，都只管到这个程度，后世的朝廷就更加管不住了。哪怕唐宋之后，民间的学说也往往就是换了个儒家皮，各种“儒家”之间的差别，能比当年儒道的差距还大，让他独尊儒术，他都不知道尊哪个儒。
而随着书写介质的提升，朝廷对思想的管理能力是不断下降的。另一方面，纵观塞里斯历史，越是后来的朝代，其实越是“宽仁”，哪怕那些出了名的残暴时代，其实也是和近期对比，或者是离得近、资料多，才出名的。
西汉时，朝廷每年能处决总人口的将近千分之一，这才叫严刑峻法；而曹丕上台时，为了压制民间反抗，官府每年要处理上万件因言获罪的案例，乾隆见了都得给他磕两个头。
很显然，两千年历史根本不是王朝的简单重复，反而有着十分明显的变化和进步。在整体环境的变化面前，哪怕清朝这样的政权，也必须收敛自己的行为，才能维持统治。这些朝廷，也是没有能力去管控思想，只能吓唬下大家，让人们不再公开讨论而已。
所以，思想是否开明，是否统一，朝廷本身的影响也不是很大。大部分时间，朝廷是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去做的——信息时代的国家都管不住，古典王朝哪有这本事。
另一方面，从历史角度看，秩序崩坏的结果，并不是百家争鸣，而是群魔乱舞。
好在，因为紫帐汗国本身文化水平一般，导致它对于已有文化的破坏性也很弱，所以一般也不会造成什么问题。等后来反应过来，也一直保持着鼓励融合、扶持罗马文化的立场。这方面的收效，也是很明显的。
当然，这种结果也是两面的。希腊人开始琢磨哲学思想，自然会把自认为好的一面留下来，并且试图发扬光大。
而且，因为他们的体系真的很完善，所以郭康也没法简单地就说动他们。而且人家真的是认为，自己在全心全意为了罗马的未来考虑——不那么忠诚的人，也不会这么固执了。
郭康对此真的一点办法没有。
他虽然在教会待得时间比较长，但终究不是正式的官员。而且话说回来，别说他了，就是天兄自己来，估计都没用。
教会流传的故事里说，有一次，天兄去一名女追随者马大的家里。马大和玛利亚姐妹都在家中，马大见到天兄一行人来，就去厨房忙活，准备招待他们；而妹妹玛利亚则先跑去听天兄讲经。最后，天兄告诉她们，他认为玛利亚的做法是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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